抗生素后效应(Postantibiotic Effect, PAE)指抗生素与细菌接触后，当药物清除后细菌生长仍然持续受到抑制的效应，是抗生素对其作用靶细菌特有的效应。PAE的长短主要取决于抗生素的作用机制，而与药物的半衰期关系不大。它揭示的是抗生素与细菌的相互作用过程。

　　抗生素后效应

　　1946年parker等发现:金黄色葡萄球菌与青霉素G接触30min后，细菌生长时间延长1~3h。当时这一现象最初并未引起注意。

　　抗生素后效应(Postantibiotic Effect, PAE)系指抗生素与细菌短暂接触，当药物清除后，细菌生长仍然持续受到抑制的效应，是抗生素对其作用靶细菌特有的效应，它揭示的是抗生素与细菌的相互作用过程。PAE的大小是以时间来衡量的，应用菌落计数法计算为实验组和对照组细菌恢复对数生长期各自菌落数增加10倍所需的时间差。近十余年来，国外对PAE这一新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将PAE作为评价新抗生素药效动力学的重要参数。

　　PAE制订给药方案

　　随着PAE研究的深入及国内外学者对PAE理论的认同，现已将PAE作为设计更合理给药方案的重要依据之一。以往认为，应用各种抗生素治疗只有血药浓度超过最低抑菌浓度(mic)时，才能发挥良好的抗菌作用。PAE理论的提出向这种传统的给药模式提出了挑战。对于PAE较长的药物，即使经过4～5个半衰期，但由于对细菌的抑制作用仍持续存在，使抗生素血药浓度低于mic后仍保持对细菌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故可适当延长给药间隔时间，减少给药次数，从而优化抗生素的给药方案，既保证疗效又降低不良反应。

　　药物的体内过程药代动力学参数如Cmax、AUC、t_1/2等通常是制订给药方案的重要依据，但对于抗生素这种作用靶点不在人体组织器官而在致病菌的特殊药物来讲，将药代动力学与药效动力学参数相结合制订给药方案更为必要。

　　目前国外对氨基糖苷类药物的传统给药方案进行了大胆的改进，以往常将日剂量分两次或3次给药，现主张日剂量单次给药。PAE是这种新给药模式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氨基糖苷类药物的抗菌活性和PAE均呈浓度依赖性，日剂量单次给药可提高峰浓度，又可显著降低谷浓度及其在体内的蓄积。大量的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表明，这种新方案可提高疗效，减轻其肝、肾毒性。氨基糖苷类药物和β-内酰胺类药物联合应用的抗菌活性和PAE均呈协同效应，故两类药物联合应用时可考虑适当减少氨基糖苷类药物的日剂量，并单次给药，这样既可发挥两类药物的协同抗菌活性，又可避免氨基糖苷类药物日剂量单次给药使某些个体差异较大的患者因峰浓度过高而产生毒性反应。

　　β-内酰胺类抗生素后效应的临床应用

　　联合使用β-内酰胺酶抑制剂能杀灭多数产生β-内酰胺酶的细菌，棒酸、他唑巴坦、舒巴坦钠与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联合制剂是较理想的方法，其中，舒巴坦钠可控制细菌分泌的β-内酰胺酶，有效保护头孢曲松钠不受酶降解，与头孢曲松钠配伍使用时产生很好的灭菌作用，使对头孢曲松钠耐药的细菌的最低抑菌浓度（MIC）下降到敏感范围之内。

　　2006年的内酰胺类复方抗生素后效应研讨会，王广基院士、中国药科大学科研处长张陆勇教授、童明庆教授等指出，有较多的试验证据说明在整个用药期间，给药后舒巴坦钠能快速穿透菌体细胞抑制灭活细菌产生的β一内酰胺酶，使该菌属的敏感株数由6%上升至联合后的95%，迅速分布至各组织和体液中。甚至当酶抑制剂的血清浓度很快降至抗菌活性浓度以下时，由于细菌的内酰胺酶已被舒巴坦灭活，复方抗生素中的头孢曲松仍能保持有效的抗菌活性。

　　德国StcwartM.等在一项比较头孢曲松钠单用和与舒巴坦钠联用预防结肠外科术后感染的随机试验中，随机评价了414位病人，结果表明联用的213人抗菌效果明显好于单用的201人，并且降低了术后感染的发生率。

　　国外Graber报告，在烧伤病房病人伤口中不动杆菌感染率达到50％，单用半合成青霉素或头孢菌素素往往治疗失败。我国目前医院内特别是特护病房内不动杆菌流行，耐药性也呈多重多级发展已成医院内感染的严重问题。有医院报道：不动杆菌285株中，产酶率达到95％。目前仅有舒巴坦在抑酶剂中能抑制耐药不动杆菌的β－内酰胺酶，它与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合用将充分发挥协同作用，治疗不动杆菌引起的难治性、危害大的疾病如监护病房内的肺炎、脑炎等。

　　后记

　　PAE是近年在抗生素治疗领域开始受到重视的新理论，它对于指导临床合理应用抗生素具有重要实际意义。PAE的长短主要取决于抗生素的作用机制，而与药物的半衰期关系不大。国家药监局和国家药品审评中心以及国家级审评专家一致的专家共识、以及多项临床前和临床研究、国内外文献和专利报道均证实后效应可以消除头孢曲松与舒巴坦间药代动力学的差异和半衰期的不同步，其组方和配比科学合理，临床应用安全有效。